开眼看世界有多难？看看林则徐幕僚翻译的英语书就知道了｜文史宴

  作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在战争前曾大量借助翻译材料认识外部世界。他下令翻译的《孟买时报》，《中华丛论》，《新加坡自由报》，《广州纪事报》的英文报刊文章被集结成册，变成《澳门新闻纸》，成为了林则徐窥探敌情的案头高参。然而他可能并不清楚，自己所看到的内容被重重过滤。这让他最后只能了解一个已经被扭曲的西方世界。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对于中英开战的直接原因，还有在英国人动机的转达上，几个翻译基本正确翻译了英国人航海扩张，包括对华作战的真实目的，那就是：寻找新路倍消出产货物。英国人的原文是：

  但是在对很多细节的处理和翻译上，几个翻译犯下了大大小小的错误，这一些信息极大的影响了林则徐还有清廷高层对于事态发展的理解和对中英战争性质的定位。

  首先是一些历史人名，名物词汇的翻译问题，由于翻译对于历史人文知识缺乏认知，导致翻译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语义流失。

  比如1839年10月12日，广州新闻报转载《中华丛论》里对于关天培家世的短讯，关天培令人将自己的身份和公文告示翻译为英文，其中很自豪地提及了自己出身河东，乃是武圣人关羽的后裔。

  英国媒体人看了之后表示，一些欧洲贵族也许会很羡慕。因为在英格兰，很多贵族家族只能上溯到数百年前的家世；而最古老的贵族世系可能在意大利，那里的羊皮纸本家谱可以将一些贵族的身世追溯到古罗马英雄和皇帝身上。译者将罗马（Rome）直接翻译为罗问，这一翻译显得很不专业，无法体现名词本身所承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分量。

  事实上中文世界早在明朝末年就已经知道了希腊罗马古典历史的存在和辉煌程度，比如明末的《职方外纪》是这样描写罗马城的历史和盛况的：

  “......罗玛，古为总王之都，欧逻巴诸国皆臣服焉。城周一百五十里地有大渠，名曰地白里（Tevere River，今译特韦雷河），穿出城外百里，以入于海。四方商舶悉输珍宝骈集此渠，自古名贤多出此地。

  曾建一大殿圜形寛大，壮丽无比，上为圆顶悉用砖石，砖石之上复加铅板当瓦，顶之正中凿空二丈余，以透天光显其巧妙（罗马万神殿）。供奉诸神于内此殿至今二千余年尚在也。耶稣升天之后圣徒分走四方布教，中有二位一伯多琭一宝禄，皆至罗玛都城，讲论天主事理，人多信，从此二圣之后又累有盛徳之士相继阐明，至于总王公斯珰丁者，钦奉特虔尽改前奉邪神之宇，为瞻礼诸圣人之殿而更立他殿，以奉天主至今存焉，教皇即居于此，以代天主在世。（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 主教自伯多琭至今一千六百余年，相继不绝，教皇皆不婚娶，永无世及之事，但凭盛徳，辅弼大臣公推其一而立焉，欧逻巴列国之王，虽非其臣，然咸致敬尽礼，称为圣父神师，认为代天主教之君也，凡有大事莫决，必请命焉......城中有七山其大者曰玛山人烟最稠密......”

  至少在明末，汉语世界就有少数开明士大夫接触到：罗马城是古欧洲的政教中心，教皇驻地和七丘之城的准确信息。但是这几个翻译在处理其他关于罗马的条目时，也是囫囵吞枣地将罗马翻译为罗问，根本没办法理解原作者提及罗马时所做的类比的用意。

  还有在1839年10月12日《中华丛论》中，英国人讨论了对华军事战略，到底是从内亚内陆远征中国，还是从印度支那北上中国南部，还是在沿海建造小岛要塞，结合英国舰队进行岛链封锁，英国人认为结合岛链封锁最实际，在讨论从陆路进攻中国时，英国人认为从印度-喀布尔-克什米尔-莎车-南疆-甘肃-汉地的远征路线，要穿越大量的山地和沙漠地带，如果英印军队要走这条路线，那么以色列人出埃及和他们相比，根本就算不上什么（the wandering of the Children of Isreal in the desert would be nothing of theirs),但是中国翻译因为只认得Children,省略了这个词所代表的典故，于是直接将这句话处理成“此是小孩子之想，愚者之思。”

  如果说翻译们不知道西方的历史地理名词的话尚且情有可原，但是对中国历史的不熟悉，就实在说不过去。比如在对忽必烈汗的处理上，翻译们认不出Kubilai Khan就是忽必烈，所以在1839年12月14日发表于《广州记事报》的一介绍中国古文明的文章里，这个词被音译为咕末里坎；而在1840年4月4日描述中国海军史和中国航海史的文章中，原作者的意思是元太祖派遣舰队远征日本，但是翻译者直接将这句话曲解为“元太祖派其将领姑布列坎远征日本”。

  而且更可气可笑的是，这些人还把本朝先君的年号弄错，比如在1840年《广州新闻报》转载《孟买时报》的一篇关于清朝军力的评估中，原文作者写道：

  这句线年前后，先帝嘉庆在诏书中追忆满洲先祖的丰功伟业。但是到了中国翻译这里，嘉庆皇帝（Dziazzin）居然莫名其妙地成了“近来俄罗斯之皇帝底西阿仁，于一千八百年曾经有诏，唤醒满洲各人前时之勇猛“，将清朝天子翻译成俄国沙皇，若不是林则徐的包容，和中国官僚对英语的普遍无知，这几个翻译怕是要被打入大牢之中。

  除了专业名词上的错误外，在介绍己方经济实力，军队战力和制度等情况的时候，翻译者们又会自然的“讨好”林则徐，哪怕是有些内容出现非常明显的前言不搭后语。

  比如1839年12月14日发表于《广州记事报》的一篇介绍中国古代文明的文章里，作者提到：

  此句说的是古代中国人曾因纺织丝绸和制瓷业而闻名，在相当于罗马共和国的时代他们也许就有了制糖工艺，其手工业的样本甚至流传到了当时西方世界的皇后手里。

  但是中国翻译却错误的理解了这段话所表达的时态，直接将古代故事说成了当下盛况：“中国之才艺著作由来已久，其中最著者是织造，烧瓷器和制造各种糖，外国不及，今亦流传到西边各国也。”

  如果说翻译省略了西洋典故，对于林则徐等人快速了解敌情没有构成干扰的话，那么对于语气还有用词轻重的错误把握乃至扭曲，直接影响到了朝廷对于英人实际态度的判断，比如1839年7月4日新加坡自由报中对于中英冲突的建议的翻译中，英国人表示：如果英国能暂停征收一段时间的茶叶税，如果中上阶层可以忍受一段时间的无茶生活，不发生大规模抗议，那么我们就有一个教训中国的绝佳机会了：

  但是翻译的文字却是：”英国若能暂时不收茶叶税饷银，上中两等之人亦可暂时不用茶叶，而中国也无变乱，就算是最好与中国理论之机会。“这直接将中英双方的依赖关系和英国人的决心给扭曲了。

  也因为错误的翻译，翻译过来的信息磨平了中英两方在武器上的巨大代差：比如在1840年4月4日描述中国海军史和中国航海史的简评中，英国人的原文是：

  但是到了中国翻译的笔下，就成了“自海岸上入侵中国之敌人，在史书上十分罕见；中国有勇猛之水师”，直接扭曲了作者的本意，似乎是为了讨好官员而刻意为之。

  还有在翻译1840年4月18日的澳门新闻纸--《中国军力》一篇的时候，英文原文对中国火炮做出了这样的描述：

  原作者的意思是中国人也能制造发射48磅重炮弹的大炮。但是经过翻译一处理，就成了“中国又铸有大炮，一门可敌我们之大炮四十八门。“将中国的自制炮翻译成了令英夷胆寒的无敌神器。

  但是随后，翻译者的翻译话锋一转，表示中国的火炮铸造技术粗糙，炮身时常炸膛，而且炮兵没有算学训练，所以放炮缺乏准头；而且中国人喜欢将石头和铁片安到炮管中发射，所以中国火炮很难危害于人物。后半段的翻译大致正确，但是和前文对照起来看，就会发现两者完全没有办法衔接。

  还有的翻译就非常匪夷所思，比如翻译里提到“中国人一经当兵，好似嫁出婆家一样，以当兵为侮辱。”虽然从宋代开始就有很多污名化当兵的谚语，但是如此比喻还真是闻所未闻。而原文中作者写的是,士兵大都从士兵的后代中招募，而且入伍者大都有妻室：

  原意是中国军队行军时不会排成紧密的行军队形，也不会像英国兵那样转身或者集合。他们行军时想怎么走就怎么走，绝不会让自己感到半点不舒服。但是到了中国翻译手里，就成了“中国兵若遇不甚好走之路，就不肯行。”

  这样的翻译，也导致了清朝在战前对于敌情的种种误判，比如清朝方面一厢情愿的认为，英国是海上强国，英国海军强大所以英国人不善于陆战，一旦开战纵然海战不利，那么清军还可以在陆地上得胜，英国人的原文是清军和所有流氓一样，本质上都是懦夫，（the Chinese,like all the bullies are cowards)，但是翻译却将此翻译成英国人认为“中国之兵皆似雄壮。”

  再比如对中英茶叶贸易和英国人分析中国茶叶的文章的翻译中，过分夸大中国茶的质量和优点，对于英国人和荷兰人在亚洲殖民地培育中国茶，招募中国茶农种茶的行为大加贬低，让清朝高估了中国茶在中英博弈中的分量。

  也 是基于类似的思路，在日后的战争中，奕山看到清军在广州附近作战不利，在缴纳赎城费用之后，对内宣称英国人前来只是因为清朝不允许卖货才导致进货血本不收，现在开战是为了讨要进货的成本，然后恳请清朝开关给个通商机会，将中英关系完全曲解为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内的纠纷。

  虽然这种欺上行为与当时官场的整体生态不无关系，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人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时候，高官们获得的一手资料也是漏洞百出，依旧是充满了低级语法错误，还有天朝上国的傲慢。

  袁德辉籍贯四川，曾经流落到南洋，在马六甲德英华书院学习过拉丁文，还曾经将圣经的拉丁文词汇翻译成中文书，这份经历让他成为林麾下最重要的翻译之一。但是由于他被当地三合会要挟入会，结果在6年学制不满的情况下就离开了南洋归国。但是之后的袁德辉因为缺乏英文学习环境，英文水平大幅退步；

  而阿伦最早是通过一艘荷兰船流亡到荷兰，然后孤身漂泊到美国费城，1823年，在这里他遇到了同样来自中国的青年阿兰，两人被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史密斯发现，在发现两人有意愿学习基督教知识之后，史密斯在费城发起了”教育异教徒费城妇女协会”，为二人筹集学费衣食，然后将二人送到位于美国康沃尔的外国传教学校就读，这是美国人归化印第安人，亚洲人等非白种人的教会学校，但是到了1825年，两人平静的学习生活因为传教学校里的印第安人和校外的白人女孩谈恋爱而中断，保守的新英格兰地区对此事反应巨大，所以到了1826年，这所学校停办，两人因为行为不检或者私自离校而被清退。在清退之后，两人在美国游荡了4年，最终在1830年回到广州，被林则徐收入麾下；

  梁进德的父亲梁发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基督徒，最早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收梁进德为徒，是为帮助他学习英文和拉丁文，以便让他向中国人传教，随着1834年中英关系紧张，而梁进德作为基督徒还带头散发基督教传单，于是被迫流亡到新加坡继续读书，他学习了希伯来文和英文词汇，语法还有数学等科目。数年之后，梁进德回到广州，在1839年由于中英关系紧张，此人被林则徐发现，并被林则徐从裨治文手下请走，加入林的幕僚团为其翻译英文报刊和书籍。在加入林的幕僚团之后，初尝名利的他已经不会甘心当传教士了，而是希望回归母国的官场，得到林则徐等人的举荐。当然这也阻断了他进一步学习西方文化和语言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林则徐招募的翻译，首先都是社会上的非主流游民，大都因为种种原因流亡海外，被传教士发现之后，在教会学校或者传教士那里，学习了1年到数年的英文，他们的英文水平根据同时代传教士的回忆，大概能满足日常沟通，阅读报纸，但是只能把握大意，做不到精确表意，从他们对于西方历史背景和文化名词，还有语法的处理来看，这些人的英文书面能力实在是非常堪忧。而在外语教育完全不受重视的当时，这些教会学校的肄业生，就是林则徐能找到的最好的翻译者。

  当然，他们在为林则徐服务的时候，有海外经历的他们，也适应了中国官场的规则。比如在翻译英国舰队北上白河口提交外交文书的文献时，他们将中方提供牛羊补给品的行为，自觉地翻译为“赏赐”。